宜昌薅草锣鼓写在纪录片的后边分集剧情
剧照：清晨，锣鼓师李光平踏着露水去东道黄文发家吃早饭。纪录片《宜昌薅草锣鼓》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薅草锣鼓”为对象，从2014年春季开始选题调研，到2015年6月完成90分钟版制作；2016年春夏补拍和重剪，年底完成29分钟版，摄制周期跨两年半。在此，小结本片制作者拍摄的意图、材料的收集、初步的结论、影片结构。1、“皮”与“毛”从动议开始，我们就希望以人类学理论去说清楚薅草锣鼓这个“毛”，与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个“皮”的关系。我们既感兴趣“毛”，更对“皮”充满好奇，我们意图借“毛”见“皮”。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希望借机补一点认识农业社会的课吧。身为农民之子，却对农村和农业陌生，与我们类似的人在如今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的中国应该很不少吧。我们正有借机回看一下传统的、前工业化中国的必要。抱着这样的初衷，我们希望走得远一点。一般研究物质或非物质文化，常见就事论事，忘记了研究“毛”乃是为了认识“皮”，也忘记了“皮”对“毛”的规定性，将物质或非物质文化奉若神明，颠倒了主从关系。如果研究薅草锣鼓只是从音乐、文学、民俗学的视角，就锣鼓论锣鼓，孤立地分析它的特点，不去发现它背后的社会学事实，就可能抓不住要害，因此无从解释薅草锣鼓这个文化现象。但是，发现“皮”如何作用于“毛”，“毛”如何依附于“皮”，却并非易事。我们进入的“田野”已是薅草锣鼓“曲终人散”，仅凭介绍得知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一带，薅草锣鼓出现在水稻、粟谷、玉米等粮食作物的除草劳动场合，在座谈会上听过艺人唱号子，摆“规矩”，看地方政府申报项目影片，没有亲身观察和参与，等于道听途说，盲人摸象，一下子很难抓到薅草锣鼓所依存的那张“皮”。拨开“毛”发现“皮”的过程，没有路标和向导。身在“情境”中的人常常看不到“庐山”全貌。艺人和农民可以提供一部分除草劳动的事实细节，但是没有一个人清楚意识到全部细节加起来是一套相互关联的“换工搭伙”不成文规则；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是换工搭伙的组织制度造成了薅草锣鼓那些奇奇怪怪的“规矩”。因为是“泥腿子”的发明，学术界对薅草锣鼓的研究非常缺乏，只有曲谱资料汇编。必须自己去发现。剧照：锣鼓师李光平（右）和李光虎在苞谷田里打锣鼓。二、搬演与采访发现从动手收集材料开始。材料能够使我们接近、想象薅草锣鼓产生的“场域”；搞清楚“场域”，理解文化现象就容易了。材料分三类，一是纪录片叙事依赖的、通过搬演再现得到的画面材料（这是时过境迁、不能直接参与观察的替代办法），二是对农民和艺人的大量采访，三是档案、调查表等文字资料。先说搬演。从目前非遗保护式的薅草锣鼓表演，不可能接近那张“皮”，因为表演突出的是“毛”（艺人喊两个没有关联的号子，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皮”蜕化为背景（由几个农民做样子薅草）。我们搬演还原，要求从头到尾全过程地薅草打锣鼓一整天，为了减少细节走样，请艺人来主持其事。艺人专门找了一户田多草深的农户做东道，请他的家人按照惯例“准备生活”、招待艺人和薅草的人吃饭。艺人按照“规矩”从早到晚、作息吃饭该唱什么号子就唱什么号子，预先温习，不致出错。参加薅草的人都是东道熟识的邻居。即使这样“照葫芦画瓢”，我们还是无法搬演薅草锣鼓所依附的换工搭伙组织制度。过去到了除草季节，十余户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换工圈子，每天所有劳力集中为一个家庭的农田除草，直到轮流为所有家庭除草完毕，这种换工搭伙的特殊生产关系的真实“情境”我们无法再现，所以这个“情境”派生的合作劳动农民的行为、语言和情感关系，也就拍不到、拍不真了。这些遗憾，只能用采访贴补。广义的搬演，我们尽量做到完整、系统地拍摄。例如：（1）搬演拍摄传统的玉米种植全过程，包括耕地、烧火粪、播种、薅三道草、收获、脱粒、晒干、加工食物。作为对照，拍摄了目前施用化肥和除草剂、种植杂交一代种玉米的新农作方式，生动图解生产力变迁对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2）搬演拍摄来自不同村庄、不同乐器配置的5个锣鼓班子，在不同作物（玉米、水稻）的不同除草季节打薅草锣鼓，展现了薅草锣鼓演唱形式的多样性。（3）完整拍摄袁国本老艺人按照程序演唱的全天套曲84首，整理两位艺人的曲谱抄本，制作演唱号子类型与薅草劳动相对照的时序表，奠定从整体上理解薅草锣鼓结构的基础。再说采访。采访是收集材料最经济的手段，但是采访需要思路清晰的提问，而提问需要事先基于已有材料建构一个“假说”，据此提出问题、收获材料、整合事实、修正假说，再提出新问题、收获新材料，如此多次往复，最终使“假说”能够解释所有材料。我们认识到换工搭伙这个“皮”与薅草锣鼓这个“毛”的内在联系，是在拍摄已经进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们突然注意到农民偶然说的“换工搭伙的”这个词，追问之下，我们感觉终于摸到“门”了。“哦，原来薅草劳动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套‘组织’和‘制度’！”第三类材料，有我们在夷陵区档案馆翻拍的分乡镇各村人均土地、农民家庭收入档案，还有采访农民后整理的桃子园、天坑两个村庄的农事日历，包括各种农活需要的人工，哪些需要换工，哪些会打锣鼓。我们还调查过各种小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这些知识都有助于理解薅草锣鼓产生的经济环境。最后在剪辑中，我们把收集的材料整理出三大组：（一）能够说明在除草劳动中薅草锣鼓的用途的；（二）能够有助于分析薅草锣鼓赖以存在的组织制度的；（三）能够反映农民与换工搭伙习俗相对应的典型思维和感受方式的。这些材料引导我们（以及观众）到达纪录片的最终目标，就是理解农民的观点和行为，认识他眼中的他的世界。剧照：我们搬演拍摄薅草打锣鼓的场景。三、初步结论我们在片子里归纳和推测的与薅草锣鼓有关的社会学事实如下：●使用除草剂之前，每到繁忙的除草季节，三峡丘陵地区的农户自愿联合起来，以劳力抵换和招待饭食作为报偿，互助劳动，完成生产任务。这种生产合作制度叫作“换工搭伙”。●换工搭伙薅草多以屋场为基础，血缘为纽带，集合7-10户、15-20个劳动力，由一锣一鼓（这是最常见的乐器配置）、2个师傅（锣鼓师一般从村社内部产生）管理。这些人组成一个换工搭伙的“圈子”，以互助劳动和招待饭食作为“礼物”，不追求劳动力之间、打锣鼓与薅草工种之间的“等价交换”。它是乡村共同体内部的互惠保障措施。●薅草锣鼓是服务于换工搭伙制度的一个“管理工具”，锣鼓师是集体劳动的管理人，其职能包括“带工”（负责上工放工、考勤作息）、“拨工”（分派劳动任务）、“看工”（在田间监督纪律、进度和质量）、“催工”（鼓舞和娱乐劳动的人们）等。●薅草锣鼓的号子有许多类型，演唱时某类型的号子对应着某劳动时段，不能错乱和省略，体现着号子报时、指示劳动作息的时间管理功能。●由于管理基于熟人网络而非企业的等级结构，管理人（锣鼓师）只能采用“柔性管理”，即通过委婉的提醒减少怠工，通过音乐激发竞争提高劳动效率，通过反复强调换工搭伙的行为规范，平衡主客的利益。规则和道德劝勉，是换工搭伙组织制度的“软件”。●换工搭伙合作劳动，解决了小农生产的季节性劳动力短缺和没有金钱雇佣劳动力的难题。这一村社内部的合作经济制度，是对单个家庭经营制度的补充。类似的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可能是传统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秘密之一，但是关于它的研究非常缺乏。●随着除草剂取代人工锄草，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薅草锣鼓所依附的换工搭伙制度瓦解，乡村社会也已发生深刻改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它的生存危机于是不可避免。剧照：农民李绪明在播种苞谷前，用传统的烧火粪方法给田地施肥。四、影片结构本片是夹叙夹议的结构。其中，“叙事线”要兼顾（1）玉米的播种、除草、收获，（2）搬演再现东道操办饮食、艺人打锣鼓管理、农民协作薅草的一整天劳动，（3）依次呈现从早到晚按时序登场的各类型薅草锣鼓号子，一共三条脉络。“阐释线”通过采访艺人和农民，收集他们的陈述、有特点的表达、与换工搭伙制度有联系的典型思维和感受方式，解释了薅草锣鼓乃是服务于换工搭伙组织制度的一个管理工具，并由此功能性决定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未能清晰认识和说明的。由于29分钟版篇幅局限，纪录片只能对“理想型”的换工搭伙、薅草打锣鼓习俗加以描述分析。实际生活中，薅草锣鼓也出现在分散的、单家独户薅草的场合（特别是在1980年代后期以后的薅草锣鼓衰落期）。除了用于管理集体除草，农民还把薅草锣鼓当作祈福还愿、竞争攀比的手段。尽管有“变形”，但薅草锣鼓产生的那个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落后、农民收入微薄的经济环境是不变的。在这个环境下，要低成本地解决劳力短缺也好，要抵抗灾难、赢得丰收也好，要提升社会声望也好，只能借助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村社内部的劳动力交换制度，这个逻辑是不变的。《宜昌薅草锣鼓》视频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