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令

戒严令对《戒严令》其后历史背景的简单读解分集剧情

从朝日平吾刺杀事件开始，一直到二•二六事件破败，北一辉被处决为止，时间对于理解《戒严令》这个电影而言，是一条垂直向前推进的明晰线索。一、朝日平吾刺杀事件（1921年9月27日）本片的起点是一次刺杀事件。发生于1921年9月27日早上9点，朝日平吾刺杀安田善次郎的事件，几乎成了将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思想付诸行为的首次事件。被杀者安田善次郎为日本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之一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在当时的日本，财阀通过家族式的管理，控制着日本各经济部门的直系企业和旁系企业。而早年因为穷困潦倒从早稻田与日本大学辍学的朝日平吾，从大学出来之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改造活动，却又在募款上遭到各色资本家的冷漠对待，从而立誓必将“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朝日平吾自称神州义团团长，受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的影响，认为所谓之日本之改造，必须“土地国有，救济佃农，”“对拥有十万日元以上财富者没收一切”，“大公司由国家经营”等，宣扬诸如此类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而朝日平吾把刺杀安田善次郎作为刺杀的对象，他认为自己“征伐奸富”的行为势在必行，并将其日本革命之先声，将鼓舞后人顺着自己的革命之路走下去。而在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当中，就认为“朝日平吾的行为具有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先驱的意义。”而事实上，就在同年的11月4日，日本当时的原敬首相，就在东京火车站，被年仅19岁，受到朝日平吾鼓舞的大冢车站扳道工中冈艮一所杀。至于杀害原敬首相的动机，在中冈艮一的判决书上如此写道——“……如能拼死杀害首相，即可推翻原内阁，从恶政中拯救国民。被告人作为志士虽想由此即足可震撼当世，并留名后世，但此时尚未下定暗杀之决心，偶于同月（9月）28日，发生壮士朝日平吾刺杀财阀安田善次郎并自戕之事。艮一由次日即29日的报纸记载得知，并见到世间大多不同情善次郎，而同情平吾，还听到被告人（桥本）荣五郎（大冢车站副站长）把这当做使富豪觉醒之开端而称赞平吾，深为平吾之举所感动。同月30日夜，其于深思熟虑后终于决心效仿平吾坚决刺杀原敬首相，同年10月2日，先在该站（大冢车站）附近的五金商店购买了白鞘短刀……”（摘自《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着）二、北一辉对朝日平吾刺杀事件的反应（1921年9月27日过后一段时间）朝日平吾的姐姐在接受警察审讯之后，将朝日平吾的遗物和遗书交给了北一辉。这其实在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朝日平吾之所以会去刺杀安田善次郎，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影响。北一辉在收到朝日平吾的遗物之后，另一名年轻人也在此后不久拜访这位大名鼎鼎的日本革命导师。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名为西田税，在本片中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作为北一辉的得意弟子，可以说他和北一辉之间的关系，只能用亲密无间来形容。在北一辉的家中，西田税阅读了朝日平吾最后留下的遗书。在与西田税交谈过后没用多久，北一辉做了很值得让人玩味的一件事——他拿着朝日平吾刺杀安田善次郎时所穿的衣物，主动上门找到了三井财阀家。一开始看上去这并不是很好理解，为什么有诸如朝日平吾之流受到北一辉影响去刺杀安田善次郎，而北一辉本人却同财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日本维基百科上面的北一辉词条，可以发现北一辉和三井财阀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原名）一书的执笔期开始，北一辉每年都从三井财阀得到2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1亿日元）资金资助。在财阀处得到巨额资金的北一辉，用这笔资本不仅维持了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在中国期间），还资助了在野的右翼政客，以及军队年轻将校的革命活动。为什么在日本政经界拥有大量上层资源的三井财阀愿意为北一辉的革命活动买单，而且在实际上北一辉的革命思想是反财阀的？从电影中来看，北一辉会上门去找三井财阀，纯粹是一次赤裸裸的威胁与敲诈。作为年轻革命运动的精神导师，北一辉手中掌握着大量相关革命的信息与资源。而在当时日本社会，由于正处于一个人人自危的混乱时期，财阀和资本家们因此也愿意通过给予金钱贿赂北一辉，求得自身安全。同时，电影中也揭示了不仅只有三井财阀一家为北一辉买家，另外资助革命的人还包括了日本的实业家久原房之助。作为日立公司的创始人，久原房之助也曾在政坛闯荡，并在田中义一内阁中被任命为通信大臣（1928-1929）和立宪政友会干事长。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久原房之助也因此事受到了牵连，一度丧失在政坛的领导力。三、北一辉与戒严令（推测时间为关东大地震期间——1923年9月2日到11月15日之间）北一辉在桥上接受他人警告后回家，时间已显然不再停留在1921年。与妻子和孩子之间的交流，隐蔽的揭示出了北一辉过去的经历。北一辉出生在新泻县的佐渡岛上。小时候因为患有眼疾，他的学业并不舒畅，只是在其弟于1903年赴早稻田求学之时，跟随上京做了旁听生。之所以北一辉自称为中国革命家，在于他在1906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又受宋教仁之邀，于1911年来中国开展革命事业。在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北一辉又自行组织了调查团。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北一辉认为暗杀宋教仁的背后主使不是别人，而且名声显赫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这一调查结果发表之后引发了巨大争论，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有吉明，判决将北一辉遣返回国三年。1916年北一辉重新回到中国之后,结合了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经验,他在1919年写下了影响甚大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之后在受到大川周明和满川龟太郎邀请的情况下，北一辉终于在1920年12月31日返回日本，从此也宣告自己中国革命生涯的完结。但回到日本的北一辉并没有中止自己的革命事业。他与大川周明和满川龟太郎等人一起组建“犹存社”，宣言革命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在1923年因在天皇观上出现分歧，北一辉与大川和满川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致使“犹存社”解散。1926年北一辉由于宫内省怪文书事件被逮捕，在1927年才得到保释。在北一辉由教导儿子大纪到独白的话当中，引出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戒严令。在日本历史上，于1882年制定的戒严令，曾经有三次付诸于实施。第一次戒严令的实施是由于日比谷烧打事件（从1905年9月6日到11月29日）；第二次是由于关东大地震（从1923年9月2日到11月15日）；第三次则是由于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7日到7月16日）。而这也意味着，由于北一辉在电影中切身得感受到了戒严令的威严，那无疑此时的时间将是第二次戒严令实施的1923年9月2日到11月15日期间。确定了时间之后，另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北一辉如此看重的戒严令，到底具有怎样的一种革命意味？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中，北一辉认为通过发布戒严令，停止宪法和解散国会等一系列行动，将会在混乱中重构日本的秩序。而作为“尊皇”的代表，北一辉认为改造日本的第一要务是要在戒严令实施的情况下，让天皇重新掌握实权，废除华族制和贵族院，通过普选选拔人才，改造内阁和议会。——简而言之，就是北一辉寄望通过发布戒严令，对日本社会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重新建造。四、血盟团事件与五•一五事件（1932年2月9日到5月15日）时间在北一辉的独白过后，瞬间跳跃到了1932年。那些在一起策划阴谋，并签下血书的年轻军官，说的应该是血盟团（？这里并不能确定）。血盟团是从昭和时代初期开始就非常活跃的民间右翼组织。在1931年，血盟团在盟主井上日昭的率领下，制定了“一人一杀主义”的暗杀计划。从1932年2月9日开始，血盟团的暗杀计划开始实施。在1932年2月9日，正在众议院竞选期间，民政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本乡的演说会场遭到杀害，接着在3月5日，三井合名（三井总社）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在三井银行的前门遭到杀害。直至此时，相关当局逐渐发觉了企图暗杀元老、大臣、财阀、政治首脑的“血盟团”，被逮捕了其盟主井上日召与许多尚待实施暗杀计划的团员。“血盟团”的背景也由此得以查明。作为一个企图杀掉犬养毅、西园寺公望、币原喜重郎、若槻礼次郎、团琢磨、铃木喜三郎、井上准之助、牧野伸显等众多政财届要人的右翼组织，“血盟团”背后得到了海军方面的支持，为之提供手枪武装起来。当时上海事变加剧，海军航空队的同仁奔赴战场，“血盟团”盟主井上日召的革命同仁藤井齐少佐战死。但“血盟团”还是依然执行了计划，但时机毕竟不成熟，在杀到两个人的时候还是被逮捕了。对于“血盟团”和它背后的关系，随后当局已经查清，但直至五•一五事件发生，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相关状况进行处理，因此影响日本政治的又一次大事件终于不可逆转的发生了。在1932年5月15日午后五时半，以海军青年军官古贺清志、三上卓为核心的一队人马，乘着汽车闯入首相公馆。犬养毅首相面对来势汹汹的一堆人说：“有话可以讲”，但回答是“没有什么好讲的”，这样就把他用手枪杀死了。另一队人马虽向牧野伸显宫内大臣公馆和警察厅投了手榴弹并袭击了变电所，却未能得逞。参加这次五•一五事件的有藤井齐少佐领导下的海军军官和若干名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以及农民主义者橘孝三郎所指导的“爱乡塾”弟子，所谓农民敢死队等，大川周明等也支援了五•一五事件。他们想利用这次事件促使政府发布戒严令，并趁机建立军政府，但最终因为只杀死首相犬养毅，其他既定目标都未能顺利完成，还是没能达到目的。最后关于“血盟团”，值得一提的是北一辉的学生西田税。早在1931年的8月26日，西田税就同橘孝三郎、井上日召、藤井齐、古贺清志、三上卓、大岸赖好等人一起，共同在东京青山的青年会馆举行了称为乡诗社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出席者共约40人，他们共同保证今后要继续团结，并决定以西田税、藤井齐和大岸赖好分别作为民间、海军和陆军的核心，相互进行联络。虽然在乡诗社的聚会上结成联盟，但到了血盟团事件与五•一五事件发生之时，西田税虽然多次与“血盟团“商谈革命事宜，却最终没有参与这次革命。而在1932年5月，西田税甚至被”血盟团“视为叛徒，遭到了其团员川崎长光的刺杀。这一事件在电影中也有详细的表现。（附：关于血盟团事件与五•一五事件，以上内容多摘自《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藤原彰着；《昭和史》，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着。关于西田税和“血盟团”之间的关系说明，摘自《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着。）五、二•二六事件与北一辉之死（1936年2月26日到1937年8月19日）在二•二六事件发生之前，日本的国内外形势都处于分外严峻的时期。其一，在中国方面，进一步侵略中国华北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更为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其二，在日本国内，陆军内部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攻击“天皇机关说”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皇道派”领袖真崎甚三郎大将于1935年7月被撤换了教育总监一职；紧接着在8月12日又发生了“相泽事件”，属于“皇道派”的相泽三郎由于不满真崎甚三郎被撤换，在陆军省内把军务局长永田铁山杀死。受到相泽事件的直接刺激，二•二六事件也终于爆发。1936年2月26日拂晓，野中四郎、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中桥基明、丹生诚忠、矶部浅一、村中孝次等二十二名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一千四百余名下士官和士兵发起兵变，袭击了首相、财务大臣、宫内大臣、侍从长、教育总监等人的公私住宅，还有警视厅、朝日新闻社。杀死宫内大臣齐藤实、财务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伤害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误杀了首相的秘书官松尾伝藏（容貌与冈田启介相似），冈田启介首相则因此幸免一死。事件发生后不久，北一辉就收到了有关二•二六事件发生的电话。在同一个时刻收到的电话的还有真崎甚三郎大将和在野政治家龟川哲也。叛乱军队占领了首相公馆，议会、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一带的永田町南部。香田清贞、村中孝次以及矶部浅一随后拜访陆相官邸，并向陆军大臣川岛义之提出交涉请求。叛军的要求是：将兵谏的趣旨传达给天皇（在《昭和史》一书看来，叛军的兵谏趣旨书，除了拥护“国体”外，并没有提到救济农村和有关民众生活的一言半语。）；逮捕或罢免“统制派”的军官；为了压制苏联，任命荒木贞夫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防止皇军内部的不和等。但在兵谏趣旨书中并没有进一步相关“革新”政治的具体计划。二•二六事件谈到这里，不得不进行说明的还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对几名皇道派青年叛变军官的影响。其中，对北一辉的改造法案深表认同的是矶部浅一，他相信“日本改造方案绝对正确”，并“以精读和抄写北一辉所着国体论为每日之功课”。但村中孝次的看法却又是截然不同，“认为此次起事的目的是断然实行政变，宣布戒严令，建立军政府，断然实行昭和维新，以实现北一辉所着《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完全是错误的。……吾人并非企图发动政变，亦并非基于欲以武力夺取政权之野心私欲而为此举。吾人之心愿，首先在于为实现昭和维新而宣明大义，欲开昭和维新之端绪。”另外，村中还认为自身的行为是对血盟团事件与五•一五事件的一种继承。（摘自《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着）回到二•二六事件，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在与反叛部队将领交涉之后，于上午九点半面见了天皇，并将叛军的兵谏趣旨书交给了天皇。天皇对兵谏趣旨书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只是表示叛军如此野蛮的杀害自己身边的老臣不能宽恕，并要求晋谒的川岛陆相“迅速把事件平定下去”。此外，面对二•二六事件，天皇也显得非常焦虑，作为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大将写道，“陛下每二、三十分钟即召唤一次，垂询事变的发展情况，并督促进行镇压。”（《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着）中午的时候，由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林铣十郎、植田谦吉、寺内寿一、朝香宫鸠彦王、梨本宫守正王、东久迩稔彦王等军事参议官，在宫中通过会议讨论了叛乱的处理办法。结果在荒木贞夫与真崎甚三郎等人的斡旋的影响下，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写出了承认叛乱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在下午三点二十分的时候，东京警备司令部公布了陆军大臣的告示，强调“起事之旨趣已上达天听”，“承认诸子之真意系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并将叛军的趣旨书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叛军骨干会面的军事参议官们都异口同声的称赞他们的“创举”。接着在晚上八点四十分的内阁会议上，声称“以防止赤色分子的活动为目的”，决定自27日凌晨三点半起发布戒严令。在27日上午四时，东京警备司令部成为戒严司令部，戒严司令部于下午一时三十分在东京实施了戒严令。戒严令实施后，叛乱军队也被编入戒严司令官的指挥下，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就是他们守备的地区。事情似乎正朝着叛军的计划顺利得发展，可到了2月28日，一切却是急转直下。“以防止赤色分子“实施的戒严令，看似也是一个幌子，实则是用以对付叛乱部队。在这当中，天皇表示“坚决镇压”的态度成为了事情发展的关键。除了2月26日天皇要求川岛陆相“迅速把事件平定下去”之外，到了2月27日，天皇的态度却是愈发的强硬。暗杀了内大臣斋藤实以及年迈的财务大臣高桥是清，在天皇看来“似此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凶暴军官等，其精神又有何可宽恕者耶”，“将朕最为信赖之老臣系数杀死，就如同以软刀子对付朕一样。”此外，海军的态度从一开始也否认了皇道派青年军官领导的叛乱。在2月28日，海军反对陆军独裁，把联合舰队集结在东京湾进行示威。最后，在这次二•二六事件当中，无论是上层的政界与财界，还是一般的国民，叛军都未能赢得他们任何一方的支持。在叛军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警戒司令部又在28日包围了他们。此时成功已无任何希望的叛军军官们，在难免失败的状况下表明了自戕的意愿。下午一时，对叛乱军官抱持同情的川岛陆相和山下奉文少将，提出“全体采取行动的军官，聚集于大臣官邸切腹谢罪，下士以下的则使之返回原属部队。因此，希下赐敕使，给予死后之光荣”，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方案最终解决叛乱，并让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将此转奏给天皇。但天皇还是拒绝了这个方案，称“若是自杀，则可任意而为，不必如此派去敕使等”。时间到了2月29日，讨伐叛军的命令终于在凌晨五点十分下达。从上午8点30分开始，警戒司令部开始向叛军发动攻击。与此同时，当局还用飞机在空中散发劝降的传单，要求叛乱的士兵投降。人心已经涣散的叛军，于下午两时全面撤退归降，二•二六兵变因此宣告破产。叛乱革命之事破败以后的同一天，安藤辉三试图自杀，但未能成功。野中四郎自杀而亡。北一辉、西田税也遭到了逮捕。1936年7月5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开始审判二•二六事件中叛乱军的参与者。这是一次不允许有辩护人，不允许公开，不允许上诉的审判。通过一审，对在起事中起核心作用的十七名军官和民间人士宣判了死刑。而这些死刑犯中，也包括了北一辉和他的学生西田税。尽管北一辉与西田税并没有在这次叛乱中充当核心，并且起草《起事旨趣书》的村中孝次也与北一辉有着不同的政治思想。而且在此次审判的审判长吉田少将看来，北一辉和西田的作用是“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作为“略有力敌或对我军稍有不利”，“其最高限度相当于三年与极刑的中等以下的刑罚”。但是，由于有来自陆军领导机关的指示，遂不得不枉法宣判死刑。吉田这样写道：“……起初，伊藤预审官（陆军法务官伊藤章信）认为是利敌，检察方面也认为以利敌为合适而提出公诉，但本省指示应定为主谋者，检察官接受了这一意见，便勉强改为主谋者提了出来。这恐怕不会是真实情况。”二•二六事件的审判，乃是出于要根除陆军中的皇道派与北一辉队陆军的影响这样的政策而进行的审判，它与过去的大逆事件要根除幸德秋水的思想及其影响力一样，是一次有组织的残杀。（附：以上四段均摘自《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着）1937年8月19日，作为最后一批二•二六事件中的死刑犯，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北一辉、西田税四人执行枪决。而电影《戒严令》也就此划上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