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对决《火龙对决》: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黑幕分集剧情
真黑啊,满大街全是睁眼瞎,伸手不见六指,江山一笼统,井底没窟窿——从《火龙对决》里所描写的香港世相来看,偌大的特区,怎一个“黑”字了得?身怀六甲的孕妇在公车上指认盗贼,结果同车人都噤若寒蝉,贼人逍遥法外,孕妇反遭报复,命丧毒手;未成年的小姑娘像狗一样被关在铁笼里,浑身上下都布满汩汩流血的伤口,可怜见的,被解救出来时她还在为所谓的“叔叔”辩护;做一楼一凤的钱没收着,喉咙却穿了个窟窿,其状凄惨,死不瞑目;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民工则因妻子被绑架,不得不为悍匪卖命,最后更是成了标准的人肉炸弹,霹雳一声后在香港街头灰飞烟灭。至于警局,老警察的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个女儿独自抚养,唯一的爱好就是借酒浇愁,然后时不时的照顾下一楼一凤的生意;少壮派能力强、学历高,只是因为爱上有夜总会前科的女人,便得不到重用,无奈之际借下高利贷,并铤而走险;刚入行的小警员,则是因为父亲罹患重病,医药费沉重,于是与上司同流合污,不为别的,只为能让老父苟延残喘……剧情是有些黑,不过导演林超贤还是用了很炫的影视语言来讲述这个快节奏的故事。特别是那个黑白色调拉出的长镜头,打翻的咖啡、升腾的香烟都拽了吧唧的在大银幕上定格,很有仪式感。而黎天王呆坐在Bus上的卖相也很抢眼,满脸胡子碴,毫不理会周遭缥缈的人来人往,估计刚进来的观众还以为是天王新发的单曲MV。当然这样的手法没错,要在影院里吸引眼球,应当尽可能挤干水份,90分钟给观众的感觉不应是冗长,而是稍纵即逝。《火龙对决》充斥着火爆的动作戏,能加上这几段戏份抒抒情,一张一弛,观众的神经刚好能放松一下。林超贤在片中运用的主要修辞格就是对比,或者说反衬。他总是在火爆、残忍中突如其来的插科打诨,印象最深的一场戏便是警匪持枪在楼内对峙,气氛凝固之时忽有老妇出现,便开始骂骂咧咧的训斥这几个不讲公德的年轻人。于是乎,枪林弹雨之前,影院里先有了几许会心之笑。所谓以静制动,这也是亚洲电影暴力美学的惯用手法。而除了场景,片中的人物造型也颇有反比效果:黎天王的“犀利哥”打扮很拉风,而且腔调明显比《十月围城》里靠谱得多,毕竟回到了熟悉的时装港片题材,黎天王的货还是对版的;更有意思的则是谭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刀哥居然时时以黑框眼镜示人,书卷气分明掩盖不住那股骇人的戾气——当然,黑框眼镜的时尚含义很复杂,十几年前我在录像厅里看到吴启华戴着黑框眼镜当变态杀手时,就已然觉得这玩意有几分邪性。《火龙对决》的演员队伍很扎实,叶璇、廖启智都是TVB培养出来的实力派,配戏也配得火花四溅。大陆演员也为影片加分不少,王宝强和汤嬿基本都是本色演出,一招一式本来就是那么回事。我个人还很喜欢岳小军,还是《疯狂石头》里那个范,说他是华语银幕第一猥琐贼,估计无人敢有异议。当然,我是在大陆影院里看的《火龙对决》,本片会不会又搞一国两版,我不得而知。单看这个大陆版,已经比《窃听风云》要火爆得多,而且也黑得多。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电影里被描写得越黑暗,在现实里往往就越和谐;而电影里总是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现实里却早已是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我们得感谢香港影人,感谢一国两制制度给香港影人留下的自由创作空间——在台湾电影工业破产以后,是港片让中国观众们有了全新的体验:原来中国人的生活还可以被描写成这种样子。所以说,《火龙对决》在银幕上虚构了所谓的“黑幕”,反倒映衬出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留白”。大陆影人拍公安,只能拍成人民英雄;而在林超贤的镜头里,香港警务处简直就是没有石狮子的宁国府——每每警署大门出现在银幕上,“香港警察”四个大字总是横亘在人物头顶,来自权力的威压再加上起衙门里的黑暗,不禁让观众心生凉气。不过电影就该这么拍,宪政环境里的公民意识,是一定要对权力部门做“有罪推定”的。在电影里丑化你们,是因为对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不代表你们就真不好。林超贤拍成这样,律政司也不可能会去告他。须知在宪政环境里,大众文化中总是充斥着“权力阴谋论”的调调。林超贤自己对“火龙”的典故有解释,据说是源自十九世纪大坑村民舞火龙战胜瘟疫的故事,借此来指代人性的阴暗面。不过更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还是任贤齐的那句台词:“造成这一切(罪恶)的不是我,是制度。”(大意)Bingo!就是这么回事。当然,他说的是香港,是万恶的资本主义。执导过《闪闪的红星》动画版的林超贤,这点觉悟还是应当有的。(南方网专稿,转载须注明出处作者)